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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元首的这场会晤释放哪些关键信息？******

　　(近观中国)中美元首的这场会晤释放哪些关键信息？

　　中新社北京11月15日电 题：中美元首的这场会晤释放哪些关键信息？

　　——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

　　中新社记者 张蔚然 梁晓辉 郭金超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这是中美元首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首次面对面线下会晤，持续3个多小时。

　　从中美关系总体走向、如何看待合作与竞争，到台湾问题、两国制度差异等，两国元首坦诚深入交换了看法。中新社“近观中国”栏目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解读此次会晤释放的关键信息。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

　　从四个关键词看中美元首会晤的影响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提出中美需要探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您如何评价此次会晤的时机、效果和影响？

　　王鸿刚：中美元首会晤历来全球瞩目，特别是此次会晤时机特殊，必然产生重要的世界影响。可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是会后，二是选后，三是多重危机，四是多边场合。

　　所谓会后，是从中国方面说。此访是中共二十大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参加国际多边会议并会晤多国首脑政要。对美关系是中国外交新局的重要一环，元首会晤则是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一环。

　　所谓选后，是从美国方面说。美国中期选举刚结束，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是拜登在中期选举之后海外之行的最重头戏。美方主动提出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有谋划未来两年对华关系和整体战略布局的考量。

　　所谓多重危机，是从国际环境说。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气候危机、粮食危机深度纠缠，产业链供应链很不稳定，“灰犀牛”“黑天鹅”越聚越多。时局如此艰难，大国总要表个态才行。面对多重危机，中美能否担起大国责任，特别是美国能否拿出实际行动，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所谓多边场合，是从会面地点说。此次元首会晤借的是印尼召开G20峰会的“场子”。过去几年来中美频频过招、激烈博弈，各国都担心中美滑向冲突对抗，有必要借此多边场合引导各方预期。

　　中美两国利用这个重大多边场合会晤，给世界了解中美各自立场提供了重要窗口，世界看到了中美在很多核心关切问题上的立场、意图和行动选择。就此而言，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中美战略互动，也必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全球战略影响。

　　中新社记者：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习近平在会晤中亮出中方主张，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拜登表示美国不寻求利用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此次沟通对于避免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破坏影响方面有何意义？

　　王鸿刚：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这是人所共知、世所公认的。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是过去几百年来现代国际体系演进中始终不变、各国普遍遵守的基本国际准则。美方总提“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尊重他国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就是最基本的国际规则；美方近年来变本加厉就台湾问题搞事，就是在带头破坏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和国际规矩。特别是目前美国一些人幻想着在亚太复制乌克兰危机，利用台湾问题将中国拖入一场持续消耗的战争。

　　习近平主席鲜明提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是正告，也是警告。

　　此次会晤中，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着墨颇多，用意十分清楚。那就是：(1)点出本质，即这是美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2)警示危害，即这样做不仅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波折甚至惊涛骇浪，更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信誉；(3)亮明原则，既然中国毫不理亏，那我们将坚决发扬斗争精神，动用一切可能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4)展示信心，中国有自强不息的光荣传统，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热情，美方这些手段根本无法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中新社记者 郭金超 摄

　　美对华需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中新社记者：战略意图作为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难题，成为此次会晤一大关键词。习近平指出，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从中国式现代化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向拜登做出清晰阐述。在您看来，美方应怎样看待中方的发展，进而减少对华战略误判？

　　王鸿刚：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向拜登总统介绍的，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对自己的战略意图、战略目标和战略路径并不遮遮掩掩、口是心非，而是光明磊落地坦言相告，一以贯之地加以落实，这反映出我们作为新兴大国和新型大国的战略自信与气质品格。

　　如果美方更重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将对中国向何处去、中美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看得更为清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我概括了几个关键词：

　　一是延续性。这关乎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解。当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时，其中的首要含义是，中国接下来要走的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路是一脉相承的，属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美国需要认识到，中国内外政策会保持很大延续性，是百年变局中的重要确定性因素和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稳定性因素。

　　二是相通性。这关乎对中美之间差异的理解。中美两国是一东一西、一南一北、一后一前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无论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治国方略差异多大，在现代化视角下都可以找到深层相通性，因为两国追求的都是成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现代民族国家。

　　三是利好性。这关乎对中美关系前景的理解。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共赢发展，做全球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同各国一起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的新发展，是世界的新机遇，也是中美关系的新机遇。对美方来说，读懂中国战略意图、避免误判的关键，就在于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对此我们有必要更加深入挖掘，未来需要向美方多讲。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美方始终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习近平指出，竞争应该是相互借鉴、你追我赶，共同进步，而不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拜登表示，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等。您认为这些表态对于当前陷入困境的双边关系有何启示？

　　王鸿刚：美方坚持从竞争视角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不仅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错误认知和政策路线，而且似乎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渲染“两种制度的竞争”和“两种国际秩序愿景的竞争”，中美划向“新冷战”的风险越来越大。这可以从近期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看得很清楚。

　　如果最终是美方鹰派人士的对华认知和行动主导了中美关系的走向，那中美关系和整个世界根本无法向好发展；如果中美陷入“新冷战”，必然是全世界遭殃，中美谁也不是赢家。

　　关键是，美方一些政客先把中美关系导向完全错误的方向，然后又要求与中国一起来管控竞争、设置“护栏”和“底板”，这完全是一种奇怪、无效甚至是危险的逻辑。中美关系的发展，决不能照着这种想法来。

　　拜登此次表示，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美方须将上述表态落到实处。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双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对抗冲突的关键，也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和安全网”。立足当下，“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作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处理中美关系三原则，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

　　中美差异不能简化为所谓“民主”对抗“威权”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美方一直有人拿中美制度差异“做文章”。习近平向美方阐述了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鲜明提出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您看来，美方建立对中国制度的正确认知有何现实紧迫性？

　　王鸿刚：当今世界的突出特点是南北矛盾与东西差异深度交织。南北矛盾涉及经济发展，突出表现为全球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不公正；东西差异源于文化传统和制度选择，是国际政治的长期基本特征。相比于东西差异，南北矛盾才是需要各国携手应对的更紧迫问题，这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决定的。

　　即便在东西差异中，也不能简单地将中美制度差异描述为所谓“民主”与“威权”的对抗。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必须在这个背景下理解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无论什么制度选择都源于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美国对自己的制度引以为豪，但也必须正视其乱象丛生的现实；中国之所以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离不开14亿多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支持。

　　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治制度和治理方略没有完全相同的，如果认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看不起别人的历史文化、制度选择和发展道路，那在国际社会岂不沦为孤家寡人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必须各美其美，相互尊重。各国之间要如此，中美之间更要如此。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至善至美，都需要不断发展完善。对双方存在的具体分歧，可以进行探讨，前提是平等交流。

　　中美联系不是想“脱”就“脱”得了的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对一些西方政客鼓吹的“脱钩论”做出有力回应，表示打贸易战、科技战，人为“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链”，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只会损人不利己。您如何看待中方的鲜明立场？

　　王鸿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空前挑战，有深层结构性根源也有疫情的意外冲击，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因素。美国过去几年来“筑墙设垒”“脱钩断链”，是最主要的人为因素。这完全是基于零和逻辑、国内政治和短期考虑，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威胁。美国的做法只会损人不利己。

　　中方的立场非常清楚：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的“必选项”，“脱钩”不利于两国，也不利于世界。中美两国的紧密联系是长期形成的，不是想“脱”就“脱”得了的。中美合作的领域始终在那里，只要想合作，合作就能搞得起来；当前形势下，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

　　目前中美两国都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发挥。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只要愿意，均可从对方发展中获益，这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当前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全球经济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地区热点问题需要更有效的大国协调合作，这也是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双方应该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着眼大局，为合作提供好的氛围和稳定的关系。(完)

　　专家简介：

　　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毕业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要从事美国内政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战略形势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等方面研究，学术成果丰富。除数十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外，还有《大国运势2050》(专著，中信出版社2021年6月版)，《大国博弈2050》(专著，中信出版社2021年5月版)，《世界趋势2050》(专著，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版)，《百年变局与国家安全》(主编，时事出版社2021年4月版)等重要学术成果。

如何打赢外来入侵物种阻击战？科研提供新依据新方法******

　　如何打赢外来入侵物种阻击战？

　　外来物种是一把双刃剑。在一些情况下，引进外来物种确实有助于特定地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育。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外来物种又可能构成生物入侵。

　　【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 写：实习记者 孙明源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策 划：刘 莉

　　今年1月1日，农业农村部会同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关总署和国家林草局组织制定的《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开始施行。

　　“外来物种真不少啊”“这份‘黑名单’来得及时”……一经发布，这份目录就引来众网友热议，网上话题量达到298万多条。

　　基于2022年全国范围外来物种调查及科研人员多年来监测研究，这份最新名录内容从原有的52种更新为59种。

　　鳄雀鳝、加拿大一枝黄花、美国白蛾……对于这些外来入侵物种，人们或许只是偶有耳闻。事实上，外来物种入侵在我国也非新问题。大多数时候这些外来入侵物种并不显眼，它们静悄悄地给某些地区带去生态灾难，导致受灾地区以外的人们很难关注到它们。直到去年8月，鳄雀鳝以一种异样的形式进入公众视野，让更多人知道了“外来入侵物种”到底是什么。

　　抽干湖水只为两条外来“怪鱼”

　　“鱼抓到了吗？”

　　2022年8月26日，在某直播平台的上百条弹幕里，这个问题“刷屏”了。评论和弹幕背后有至少3700万网友看过直播。

　　直播现场在河南小城汝州，在那里，工作人员抽干了公园里近30万吨的湖水，只为抓住两条名为鳄雀鳝的“怪鱼”。

　　次日，汝州通报称，一公一母两条鳄雀鳝已被捕获，并接受了无害化处理。至此，持续一个月的“抽湖捕鱼大战”落下帷幕。

　　其间，网上甚至出现过此次行动是“劳民伤财”的质疑。

　　但这个事件，可以说给全民上了一节外来物种入侵的科普课。

　　早在2002年，在创始人胡隐昌研究员的带领下，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外来物种与生态安全创新团队已经开始关注外来入侵水生生物。顾党恩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外来物种与生态安全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国家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岗位专家。2009年起，该团队对包括鳄雀鳝在内的多种外来水生生物进行了长期大规模的调查监测。

　　鳄雀鳝食量惊人，一旦泛滥成灾，不仅会影响渔业生产，威胁粮食安全，更会通过捕食作用导致本土鱼类等水生动物种群的急剧下降，从而影响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水生生态系统，进而威胁生态安全。

　　调查数据显示，鳄雀鳝近几年来在我国扩散蔓延速度非常快，在从海南到北京、从上海到西南的大部分省区内都有野外捕获鳄雀鳝的记录。如果不及早干预，有可能扩散到大部分自然江河。

　　为了摸清鳄雀鳝等外来水生生物的分布和数量变化，顾党恩团队常年在南方的各个水域撒网、取水样、“摸鱼”。

　　此次鳄雀鳝进入新版名录，与该科研团队提供的大量第一手调查数据以及风险评估报告有着很大关系，可以说离不开这些科研工作者的多年努力。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说，《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在物种遴选上有四个依据：危害程度重、扩散蔓延快、防控治理难、危害形式多样。“并不是所有外来入侵物种都能‘上榜’。”顾党恩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鳄雀鳝能“上榜”，是因为它会造成很严重的危害，而且能快速扩散蔓延，一旦泛滥就很难得到有效控制。

　　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2000亿元

　　通过公开资料检索，记者发现我国较早的外来入侵物种，是一种来自非洲马达加斯加的蜗牛。

　　20世纪30年代，这种蜗牛翻山过海，随着英国、日本的全球贸易首先出现在我国厦门、台北。如今，它已经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多省区。这种蜗牛学名褐云玛瑙螺，即人们常说的“非洲大蜗牛”。

　　它就是典型的外来入侵物种，不仅对蔬菜等农作物危害极大，还携带多种会对人体带来危害的病原体。

　　随着全球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外来入侵物种扩散蔓延的风险不断提高，外来入侵物种带来的危害也逐渐增大。

　　农业农村部外来入侵生物防控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生物入侵研究创新中心主任刘万学说，我国近十年新增入侵物种55种，每年新增入侵物种达5—6种，是20世纪90年代前新增入侵物种频率的30倍。

　　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外来有害生物与植物检疫学科组首席专家赵文霞记得，2010年时，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出现大面积高山栎枯死，许多山头出现成片成片的枯死木，高原仿佛患上了“毛发斑秃”。赵文霞及有关专家顶着高原反应走遍了这些山头，最终确认高山栎大面积枯死背后的“凶手”竟是一种夜蛾科昆虫。高山栎虽能在高原挺拔屹立，面对外来入侵物种却可能遭遇生存危机。

　　另一种让赵文霞印象深刻的入侵物种是加拿大一枝黄花。这种菊科植物在我国南方极易滋生。“荒废的上海造船厂长满了这种外来入侵物种，它们的种子像蒲公英一样随处飘洒，风一吹漫天遍野，扎根之处不给其他植物留下任何生长空间。”赵文霞说。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这是顾党恩对另一种外来物种——齐氏罗非鱼的评价。这种鱼吃水草能力极强，在实验环境条件下几条鱼一两周就可以吃光一水池的水草。广州四大生态调蓄湖之一的东山湖，因用于净化水质的水草往往被齐氏罗非鱼破坏殆尽，导致东山湖水质净化工作陷入停滞状态，水质一度沦为劣V类。

　　另一种对全球森林极具危险性和毁灭性的外来入侵物种则是松材线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教授杨忠岐说，其引发的松材线虫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被称为松树的“癌症”。一旦松材线虫侵入林区，会让以松树为主的针叶林染上松材线虫病，从而对整个林区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能想象某一天黄山的主要景观资源黄山松都被毁灭殆尽，黄山再无迎客松吗？”杨忠岐告诉记者，1982年我国首次在南京中山陵发现松材线虫病，40年来松材线虫给我国林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和生态灾难。

　　对于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灾害，刘万学提供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草地贪夜蛾危害严重时可能导致玉米、小麦等作物50%以上的产量损失；番茄潜叶蛾危害严重时可导致番茄减产80%—100%；苹果蠹蛾对我国苹果和梨等水果产业构成的潜在经济损失高达140亿元/年；在1平方米的玉米地里，30—50株豚草苗就可以导致减产30%—40%；一只福寿螺中含有3000条以上寄生虫……而它们还只是外来入侵物种当中的一小部分。

　　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由外来入侵物种每年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总计高达2000亿元，对外来入侵物种进行综合治理刻不容缓。

　　科研为治理提供新依据新方法

　　与外来物种入侵的历史相比，我国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研究却起步较晚。

　　赵文霞是国内较早研究外来入侵物种的学者之一，她从2002年开始研究外来入侵物种，但当时距非洲大蜗牛抵达我国已有70年。

　　赵文霞回忆说，当时其主要工作是翻译国外关于入侵生物学的经典图书、著作、论文。后来，随着外来入侵物种概念的引进以及一些应用实践的展开，国内学者出版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和论文。

　　赵文霞告诉记者，国外的入侵生物学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兴盛于50年代。我国外来物种研究本世纪初起步，经过科学家们20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相关技术水平已经与国外不相上下，但由于起步晚，我国对许多入侵物种的入侵历史、路径和时间依然不了解，原始数据相当匮乏，还需要长时间积累来补齐短板。

　　新世纪以来，我国入侵生物学学者最重要的心血结晶之一，就是上文提及的2013年出台、2023年1月1日更新的“名录” 。

　　2013年，原国家农业部发布了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名单——《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第一批)。这份名录包含52种入侵物种，既包括紫茎泽兰、少花蒺藜草、非洲大蜗牛、福寿螺等入侵植物、动物，也包括美国白蛾、桔小实蝇等有害昆虫，以及番茄细菌性溃疡病菌等有害病原物。

　　刘万学向记者介绍说，第一批目录的出台具有里程碑意义。自2013年以来，我国科学界对于外来入侵物种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与此同时，法律也在不断地修订完善。

　　2022年12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该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野生动物物种的，应当采取安全可靠的防范措施，防止其进入野外环境，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之前，我国为防范外来物种入侵，制定了生物安全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引进陆生野生动物外来物种种类及数量审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还发布了4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制定了《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第一批)》。

　　“可以说，目前我国已建成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教授告诉记者。

　　杨朝霞曾多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或者委托组织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研讨会，他的许多建议也被吸纳进本次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本次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特别强调：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科学界也在行动，不断为治理和决策提供新的依据和方法。

　　我国对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实行动态调整和分类管理，每10年组织开展一次外来入侵物种全国普查。2022年，我国启动了包括实地考察、面上调查和重点调查等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近年来发现的草地贪夜蛾、鳄雀鳝等入侵物种，都在普查范围内。

　　据赵文霞介绍，此次更新目录，最初各方提交上的外来物种名单有800多种，经过多轮筛选，名单从800多种减少到200多种，又从200多种减少到100多种，最终从100多种确定了59种。

　　科研也在各类外来物种的治理中发挥作用。例如，顾党恩团队和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合作开发了多重防控技术，应用于对广州东山湖齐氏罗非鱼的治理。结果显示，在控制试验前，齐氏罗非鱼为湖区的优势种，占渔获物重量的79.41%，防控试验20天后，工作人员在渔业抽样调查中未采集到齐氏罗非鱼。

　　从调查统计、判定优势种和危害、甄别一个外来物种是否属于入侵物种，到提供治理方案，大批科研人员参与到外来物种的防治工作中来。

　　相关方面都在积极努力，与外来物种进行坚决斗争。

　　将外来物种挡在国门之外，是防治外来物种的第一步。2022年9月4日，上海海关发现了一批可疑的快件。工作人员打开检查，发现了300个大小一致的环氧树脂管，这些管里塞着潮湿的棉花，每个管放了一只活体蚂蚁。

　　经鉴别，这些蚂蚁是来自欧洲南部的野蛮收获蚁，国内收货人大概是想将其作为宠物饲养。但是，此类蚂蚁在我国并无自然分布，贸然引进有使其成为外来入侵物种的风险。

　　据了解，截至2022年11月，我国海关仅在上海口岸就设置了各类外来有害生物监测点471个。据海关总署通报，仅2022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就从旅客携带、邮寄等渠道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173种3.1万次、活体动植物2925批。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仍在路上

　　刘万学说，《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所列物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重点，也是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行动指南。

　　在防治外来入侵物种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首先，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杨朝霞举例说，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加入了防治外来物种的有关内容。但目前鳄雀鳝、巴西龟等“异宠”的网上交易并未被遏止，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立法对交易环节尤其是网上交易的规制不足。这些宠物如果不进入自然界，确实不构成外来物种入侵。但是，这些宠物具有逃逸或者被放生的可能性，交易、蓄养它们客观上增加了它们入侵自然界的风险。为此，应对相关法律进行进一步完善。

　　“以鳄雀鳝为例，我国法律并未对鳄雀鳝的销售作出明确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无法严格对鳄雀鳝的销售渠道、途径等进行监管。放生行为极其隐蔽难以发现，鳄雀鳝很可能被混在其它鱼苗中放入自然环境，等鱼长大被发现后，也很难追踪放生者。”杨朝霞说。

　　其次，相关科学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刘万学指出，防治外来物种入侵和危害，监测预警、扩散阻截、应急处置、综合治理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加强。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风险预判预警机制，如建立入侵物种风险预警的大数据库，掌握入侵物种实时动态。比如哪些物种有可能入侵，它们从哪些地方进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来？我们都要有研究、有预判。”刘万学说。

　　第三，防治外来物种入侵亟待公众参与。顾党恩提醒说，了解和防治外来物种并非只是管理者和学者的责任，要想做好防治工作，就得有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美洲牛蛙、红耳彩龟、鳄雀鳝这类重点管理入侵物种如果只是在可控的养殖水体或者水族缸中并不会直接带来危害和形成入侵，是具有一定经济价值、观赏价值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导致的随意引种、放生和丢弃，反而使它们在野外变成了真正的外来入侵物种。此外，如果因为它们被列入重点管理入侵物种，导致把它们被当作‘有害动物’而被丢弃或弃养，更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灾害。让公众认识到放生和丢弃外来物种的危害，对于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科学家也应该投入更大的精力来为公众提供必要的科普服务。”顾党恩说。

　　“外来物种是一把双刃剑。”赵文霞说，在一些情况下，引进外来物种确实有助于特定地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育。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外来物种又可能构成生物入侵。例如，加拿大一枝黄花作为外来入侵物种，在江苏、浙江一带扩张十分猖獗，占用了大量土地。但是，在北方，如河北石家庄地区，由于气候原因它很难大规模蔓延，却能够充当经济作物，作为鲜切花的配花为人们带来收入。

　　“科学认识外来物种之后，除了做到不随意丢弃或放生，普通公民还可以主动报告身边发现的外来物种，为外来物种治理提供线索。如果人人都能够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随手消灭身边的外来入侵物种，就能真正筑立起外来物种入侵防控的‘长城’，打赢这场外来物种入侵阻击战。”顾党恩说。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由受访者提供)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