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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

　　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新时代十年，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祛疴、重典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成就作出的深刻总结，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的老党员崔荣海心潮澎湃、倍感振奋。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世业镇考察时，崔荣海紧握总书记的手说：“您是腐败分子的克星，全国人民的福星！”正是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就是在警醒我们管党治党丝毫不能松懈、一刻不能放松。”这几天，崔荣海定时收看了《永远吹冲锋号》专题片。他表示，新时代十年，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我们要继续推进反腐败工作，永不止步！

　　春节临近，江西省上饶市纪委监委机关一间会议室内，来自市纪委监委和当地财政、审计等部门的检查组同志正在讨论如何开展节日期间的明察暗访。

　　“我们以作风建设为切入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以自我革命精神进一步推动实现看得见摸得着的作风之变。”上饶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陈冰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已十年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直至真正化风成俗”的重要要求，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使新时代共产党人的“金色名片”越擦越亮。

　　唯有永葆自我革命精神，方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新时代十年革命性锻造，我们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成功开拓了党长期执政之道、强党强国之道，始终保持旺盛生机活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专职副书记、研究员薛伟江说。

　　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了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主要表现和破解之道，体现了我们党对所处历史方位、肩负使命任务、面临复杂环境的清醒认识，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国情发展变化的深刻把握，必须认真学习领会。

　　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这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后，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这项工作作出的新部署。”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简繁表示，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在“全面”上下功夫，使各领域相互协同、各环节紧密衔接，同时把“严”的要求贯彻实际工作全过程全方面，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需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业务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轮流上台当“教员”，深入解读本部门履职尽责所涉及的党纪法规，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带头当“学生”，不时提问交流……在贵州省纪委监委，这样的常态化学法学规活动2022年以来已举办10期。

　　“通过这些活动，我们能更加全面深刻理解党纪法规，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加深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努力以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开展工作。”贵州省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副主任缪凡说。

　　“必须进一步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让全面从严治党更好向基层延伸。”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韩村镇南石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长伦说，作为“全链条”上的基层一环，要以身作则规范村务管理，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加深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以实际行动杜绝损害群众利益的“微腐败”。

　　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纪检监察机关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探索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近日，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纪委监委采取“分批轮训”的方式，淬炼基层办案力量，推动一线纪检监察干部不断“充电赋能”。

　　“我们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探索新途径、新方法，让一线纪检队伍在实践中深化对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临颍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黄卫平说。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以有力政治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落实见效”“要推动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以有力有效日常监督促进各项政策落实落地”。

　　连日来，云南省普洱市对2022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进行年终“盘点”，就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等履职情况，对全市10县区、75个市级部门党政“一把手”进行“一对一”监督谈话。

　　党中央有部署，纪检监察见行动。

　　普洱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齐晓勇说，要加强政治监督，在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上下更大功夫，督促全市各级各单位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略，落实到责任清单、任务清单、措施清单、成效清单上，促进各级“一把手”知责担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大榭岛上，位于海平面以下90—150米的“百地年200万方丙烷地下洞库”项目近日完成地下主洞库的开挖作业，整体建成后将大幅增加液化石油气仓储、中转能力。

　　“这些重大项目的落地落细，得益于当地纪委监委实行专项监督，聚焦责任、政策、资金、干部作风落实等重点强化监督。”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自贸区政策法规局副局长、党组成员裘锡军表示，未来更需找准找实服务保障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切入点、着力点，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让这片开放热土不断迸发新活力。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基础、强基层。

　　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格调松间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丽认为，社区基层党组织要切实发挥主导作用，打通政策贯彻执行中的堵点淤点难点，了解群众急难愁盼，让居民话有地方说、理有地方讲，努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延河之畔，宝塔山下。“初心永驻使命相继——建党精神延安精神红旗渠精神联展”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拉开序幕，以珍贵历史照片和厚重文物，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我们要不折不扣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区分开来’重要要求，把严管厚爱贯穿于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不断健全完善正向激励体系，为新征程上干事创业的‘闯将’撑腰鼓劲。”陕西省延安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高志旺表示，要牢记“三个务必”，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