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力共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访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新华社澳门1月19日电 题:奋力共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访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新华社记者李寒芳、刘刚、王爱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述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澳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全面落实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就如何推动澳门各界齐心协力向前行,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奋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近期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贺一诚表示,二十大报告对港澳工作进行了专门论述,为做好澳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澳门回归祖国23年来,施政始终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2022年12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走进澳门。在宣讲团的指导下,澳门特区政府官员、基层社团和教育青年团体代表等各界人士对二十大报告和有关精神进行了全面深入学习。
二十大报告指出,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贺一诚说,中央给了很好的条件,澳门特区政府将更好地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落实“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设发展定位,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实现新发展、开创新局面。
2021年9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正式揭牌。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磨合,深合区迈入加快发展阶段,为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注入新动能。
“深合区不是普通的开发区,它是一个首创,澳门和内地共同去管理一片106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先例可循。”贺一诚说,这是一篇大文章。
在2022、202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有关深合区的发展两度被列为特区政府施政重点,专章阐述。
贺一诚说,深合区为澳门提供了土地和就业的支撑,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拓展更广阔的空间。我们要落实好中央给予的政策和措施,争取澳门社会的支持,全力推动深合区实现更好的发展。
“双15%”税收优惠政策及澳门居民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地实施;建立“一地两注、跨境通办”机制,实现内地和澳门投资者足不出境完成商事(业)登记;“粤澳社保一窗通”投入营运;取消横琴单牌车配额总量限制……2022年,围绕“一条主线”和产业发展、民生融合、规则衔接等重点工作,澳琴一体化发展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
贺一诚表示,粤澳双方不仅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而且筑牢了深合区长远发展的基石,一线二线封关条件已基本具备,工作卓有成效。深合区的发展未来要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及民生配套方面精准发力、寻求共识、先行先试,一步一个脚印将政策落实到位。
2023年是深化深合区建设、实现第一阶段目标的关键之年。贺一诚说,深合区是一个崭新的概念,要用大胆创新的思维去考虑、谋划,突破现有的瓶颈。
坚持不懈推进经济适度多元
贺一诚说,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致力构建适度多元的产业结构,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面对的首要任务。
“澳门没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占比很低,主要依靠第三产业发展,疫情的冲击更凸显了产业结构失衡加剧经济困难的问题。”贺一诚说,痛定思痛,一定要实现产业多元发展的目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澳门今后的主要方向。
202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提出“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1”就是按照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目标要求,促进旅游休闲多元发展,做优做精做强综合旅游休闲业;“4”就是持续推动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等四大重点产业发展,逐步提升四大产业的比重。
2022年6月,澳门博彩法修订通过并生效;当年年底,新一轮博彩经营权竞投顺利完成。关于稳妥处理有关博彩业工作,贺一诚表示,未来将以博彩经营权公开竞投为契机,借助博企的专业技术、资源和经验,为“一基地”建设注入新动能。另一方面,围绕四大产业的发展需要,加快完善产业发展的配套制度,争取未来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约六成,着力构建符合澳门实际且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
“澳门未来的整体产业方向,要一步一步扎实走。”贺一诚表示,产业多元有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但如果这个坎过不了,以后还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坚定不移维护国家安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在202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贺一诚将“坚定不移维护国安,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列为施政重点之一。他在专访中表示,澳门特区将始终确保政权、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推动爱国爱澳力量发展壮大,筑牢“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社会政治基础。
自2009年以来,澳门特别行政区顺利完成澳门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设立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修订完善相关配套法律,加强执法力量建设,积极推进国家安全教育,不断完善澳门立法会选举制度,澳门维护国家安全形势总体良好。2022年,特区政府稳步推进了澳门国家安全法修改。
贺一诚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与时俱进启动修改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工作,就是进一步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严格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不断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建设。
澳门特区政府第二个五年规划提出,特区政府坚定维护中央对澳门特区包括选举制度在内的政治制度的决定权,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根本原则。将通过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确保澳门特区的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加快复苏踏上新征程
2022年是澳门深受考验的一年。受疫情严重冲击,本地主要工商业活动一度暂停,宏观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
“现在阴霾正在散去,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将逐步恢复向好。”贺一诚说。
回望过去,贺一诚说,特区在过去三年严格根据中央疫情防控的方针制定措施,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社会各界齐心协力,维护民生需求、确保社会稳定,始终与内地保持着人员、经贸往来。
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后,澳门因时因势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2023年1月8日是澳门与内地互免核酸证明进出境首日,当日共有39606人次入境旅客,较2022年日均旅客量上升153.5%。
“现在出门,应该感觉到街面上人多了,澳门的经济重现活力。”贺一诚说,今年,澳门特区在做好疫情防控、确保疫情风险可控前提下,要做好各项迎客安排,有效落实内地居民来澳恢复电子签注及赴澳旅行团等政策措施,逐步恢复旅游业和经济的活力。
202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指出,目前特区经济领域两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加快经济复苏和推动适度多元发展。谈及这两项任务,贺一诚表示:“复苏肯定是一个短期的目标,长期而言必须推动适度多元发展,这是破解澳门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
2023年是澳门基本法颁布30周年,也是本届特区政府施政第四年。展望新的一年,贺一诚说,2023年开局良好,在游客人数、经济复苏、居民就业率等方面有好的发展趋向。
贺一诚表示,下一步澳门特区政府当务之急是做好经济工作,积极改善民生,继续按照“提振经济,促进多元,纾解民困,防控疫情,稳健发展”的施政总体方向,用好中央支持澳门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澳门经济可望通过积极融入国家经济大循环,实现自身经济的适度多元发展,加快复苏,重新启航。
2022年12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京述职的贺一诚时强调,中央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力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奋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澳门发展的多重利好因素正在显现,面临着大好发展机遇。”贺一诚表示,有信心带领特区政府团队,坚持施政为民,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与澳门市民共同抓住机遇,让居民生活得越来越好,让特区的明天更加美好,携手共创澳门“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
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