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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13号线扩能提升将新建18站******

　　13号线扩能提升将新建18站

　　工程进入复工满产阶段 拆分AB线运力大幅提升

　　本报讯(记者 李博)聚集着中国互联网“半壁江山”的后厂村路，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十分突出。在中关村软件园北侧，13号线后厂村站施工已经陆续展开。记者从市重大项目办及京投所属轨道公司了解到，作为全市重点工程的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已进场开工建设的12个标段全部复工。全线管理及劳务人员全部到岗，工程已进入复工满产阶段。

　　“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新建车站共有18座，其中10座车站已开工建设，本月还将有3座车站实现开工。”京投所属轨道公司第二项目中心副总经理高亚彬介绍，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作为国内最大规模的既有线改造工程，将在不影响13号线运营的基础上，利用晚上地铁停运后的“窗口期”施工作业。

　　北京轨道交通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是在既有13号线西二旗-龙泽-回龙观站区段，通过线路改造等技术手段，将既有13号线倒U型线进行拆分，形成13A线、13B线两条线路。13A线由车公庄经西直门、新龙泽至天通苑东，串联既有13号线西段及天通苑和回龙观地区。

　　13B线由海淀区16号线马连洼站，经新龙泽至东直门站，串联了上地软件园、回龙观、天通苑及13号线东段。两条线路具备互联互通的条件，同时预留了B线跨线运营至A线的条件，未来不仅可以实现A、B线同站台换乘，还可实现跨线组织运行，提升了服务水平。

　　拆分完成后，13A线具备运营8编组B型车能力，运输能力提高75%左右；13B线运输能力提高30%左右，将有效解决西直门终点站列车折返条件差、发车间隔无法缩短、13号线车厢拥挤、站外限流排队等问题。

　　拆分线路新建站线的同时，13号线既有站点也将实施改造。“改造工程将为既有13号线线路两侧加装声屏障，同时，13号线西段5座车站还将加宽加长。改造过程中，不仅要对既有站台进行加长，还要新建一套更高更长的屋顶，改善站台候车环境。”高亚彬介绍，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完善既有车站的改造方案。根据计划，13号线上地站的改造工作将会率先进行，其余车站随后也会进行改造。

　　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完成后，将进一步改善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出行条件，完善北部地区轨道交通线网，更好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目前，北京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已有14000余人返岗返工。预计2月10日左右，所有标段将实现复工满产，现场施工人员将达23000余人。2023年，北京在建轨道交通200余公里，计划投资350亿元。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