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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病患者感染后应坚持合理用药******

　　心血管病患者感染后应坚持合理用药(服务窗·科学防疫)

　　冬春季天气较冷，如果经常劳累、激动、饱餐，心脏病、高血压等心血管病的发病率会增加。发烧时心跳加快是否正常？心血管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是否会加重原有病情？如何合理用药？记者采访了北京安贞医院常务副院长周玉杰。

　　发烧是很多人感染新冠病毒后的典型症状。周玉杰说，发烧时心跳加快是正常现象。体温每升高1摄氏度，心率会升高10—12次，当体温超过39摄氏度，心跳会变得很快，甚至可以听到怦怦的心跳声。若心跳快的同时出现心慌气短、动辄气喘的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如果康复期每分钟心跳超过100次，还伴有心慌气短、胸闷症状，要及时去医院查心肌酶、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心功能等，防止病情加重。

　　周玉杰表示，有基础心脏病的患者，特别是老年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血管内皮功能发生紊乱，血管斑块容易发生炎性反应，血栓的发生率可能也会增高，导致原有心脏病加重。患者在咳嗽、发烧的时间段容易合并低氧血症。一些老年心血管病患者的症状是沉默型表现，有一种“消音器”效果，表现不像年轻人那么明显。这时候不要“等、拖、耗”，一定要及时送医救治。

　　均衡营养有益于心血管病控制。周玉杰说，在临床中看到的一些心血管病患者，特别是老年患者，表现为合并低钠血症、低钾血症、一定程度的脱水，但患者没有及时适量补充营养和水电解质，导致营养不良和水电解质紊乱，不利于基础病的控制。家属和医护人员要了解老年人平时在餐桌上吃的是什么，一天吃进去多少，大概吸收多少，代谢和排出多少，以此来调整营养摄入。

　　心血管病患者需要长期用药，合理用药很关键。周玉杰介绍，很多心脏支架术后患者、心脏搭桥患者都要按照医嘱吃抗血小板药12个月，房颤患者还需要长期使用抗凝药。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发热等症状需要服用对症治疗药物。心血管病患者居家用药一般都有四五种，与所服用的新冠治疗药物可能互相冲突，使得药效发生变化。比如高血压患者发烧时，吃退烧药会导致血压发生波动，因此要随着血压的变化不断调整用药，防止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建议这类患者及时咨询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减少不良反应，达到优化治疗目的。”（人民日报 记者 申少铁）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